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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新思维

张新宝教授   2018-01-08 15:33
随着个人信息处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变,人们在享受信息数字化带来的诸多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个人信息数字化带来的风险。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为瞩目的立法运动之一。信息主体、信息业者和政府机构对个人信息各有诉求,人格尊严和自由、商业价值、公共管理价值在个人信息上彼此交织。基于利益主体和利益内容多元,我们提出了“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的个人信息保护新思维。
 “两头强化”是指在个人敏感隐私信息与个人一般信息区分的基础之上,通过强化个人敏感隐私信息的保护和强化个人一般信息的利用,调和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需求冲突,实现利益平衡。“三方平衡”是指个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核心是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利益)、信息业者对个人信息利用的利益(核心是通过经营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和国家管理社会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具体而言,个人信息中涉及敏感隐私的部分,其保护应该得到强化,个人的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应该得到更高水平的保护;而就个人一般信息,信息主体做出一定让渡,让信息业者得到收集、处理和利用的更大自由,以利其经营。就信息业者而言,其通过个人让与的利益以及国家保障的良好信息化经营环境,实现其经营的主要利益;同时,信息业者尊重个人的隐私权和国家的管理规定,在收集、处理、存储、传输和利用个人信息的过程中自觉为信息主体的核心隐私提供保护,并且以尊重隐私为导向,自觉抵制以侵害隐私为目的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实现信息主体的核心利益和国家在个人信息保护秩序中的公共管理利益。另外,正是信息业者提供的各种信息产品和服务,使得个人更有机会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和实现知情权。就国家而言,一方面为了满足社会管理之目的,应当获得收集、处理、储存和利用必要的个人信息的权力和能力,另一方面公权力的行使也需要约束,不过分利用技术手段和国家机器干预私人生活,对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等方面的权力和能力加以规制和约束;同时,国家作为公权执掌者,还需要通过制定法律为隐私权保护划定边界,为信息业者的经营活动制定包括公平竞争在内的管理规范,为个人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及其安全包括物理安全与信息安全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和制度保障,打击严重侵害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处罚信息业者不当收集、处理、存储、利用和传输个人信息的行为。
 “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的实现,有赖于确立国家主导、行业自律与个人参与的法治模式。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国家主导体现在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首先,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律调整公私领域内的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关系。其次,国家主导还意味着通过专门机构负责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执行、监督等各方面事务。在国家主导之下,还应该充分鼓励信息业者的行业实行自律管理。自律机制是指在国家立法之外,社会组织体自发通过确立自律规范来规范自己行为实现自律目的的一种机制。最后,在相关法律政策制定、执行和救济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等方式拓宽公民参与途径,强化公民利益表达、救济和监督。
“两头强化,三方平衡”还依赖于一系列具体机制的实施。其中包括:(1)信息业者实名制,其要求监管部门在入网环节拦截不适格主体,切实进行动态监管,维护网络秩序的可信度。(2)用户真实身份可查验制,以期更好地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避免实名制引发“寒蝉效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实现管制与自由的平衡。(3)强化国家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的双重职能。在大数据背景下,最大化实现国家对个人信息利用的方式便是建立国家中心数据库,解除数据库之间的“信息孤岛”状态,最大限度地提升政府行政管理效率。(4)去个人化的信息处理与利用制度。对于直销等针对特定信息主体利用个人信息时,对于信息业者的个人信息利用行为,应当施加更多的限制;另一方面,当信息业者并非追求针对特定信息主体“一对一”利用个人信息时,应当在其收集、存储、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过程中进行去个人化处理。(5)强化对未成年人信息的保护。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没有足够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也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其权益无疑更容易受到侵害,在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方面,更应为未成年人提供特殊保护。在未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程中,还应当通过大量的社会实证调研,确定一个适合我国青少年发展状况的强化保护的年龄节点。(6)强化个人敏感隐私信息的保护,对敏感隐私信息和一般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其中保护体现在原则上禁止处理,而利用则体现在对禁止处理的例外规定。
在后信息时代,时刻都有大量数据产生、流动,数据已经是直接的财富和社会资源,借助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实现从数据到知识、从知识到行动的跨越,公私领域对于数据利用的需求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为迫切。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再到数据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的正当性:只有对个人敏感隐私信息强化保护,强化个人一般信息的商业利用和国家基于公共管理目的的利用,才能实现个人、信息业者和国家三方利益平衡。我们由此相信,“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理论可以也应当作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理论基石。